《现代国际关系》
年第6期
《百年变局中迷茫的拉美》
吴洪英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金砖暨G20研究中心主任
内容摘要
年拉美15个国家相继爆发了大规模的民众抗议浪潮。有的抗议导致总统辞职、政府垮台；有的抗议引发社会动荡、流血冲突；有的抗议招致全国“宵禁”，政府被迫放弃主办重大国际会议。一时间，多国动荡并发，同频共振，乱象丛生，被国际媒体称作“拉美之乱”。“拉美之乱”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影响之深，为最近40年罕见，构成年全球乱象的一部分。它既是拉美国家长期积累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的集中爆发，更反映了百年变局中拉美国家对发展道路的迷茫。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拉美国家希望通过结构性改革，探索出一条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
所谓“拉美之乱”，指年席卷拉美地区15国的大规模民众抗议浪潮，以及随之引发的严重的社会骚乱和急剧的政局动荡。它构成年全球乱象的一部分，既是拉美国家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不适反应，也是拉美国家长期积累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的集中爆发，还是拉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足的集中体现。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拉美国家再次走到十字路口。“拉美何去何从”，成为所有拉美国家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世纪课题”。
一
拉美地区，曾被喻为是“被遗忘的大陆”。年，15个国家相继爆发大规模的民众抗议，此起彼伏，同频共振，乱象丛生。综合看，“拉美之乱”具有如下特点。
一是持续时间长。拉美民众向来就有抗议传统，稍不如意，就会走上街头表达不满。历史上，一年内多国不同月份发生抗议活动的现象并不少见。然而，年拉美抗议活动基本上贯穿全年，几乎月月都有抗议活动。从年初委内瑞拉、危地马拉、海地、尼加拉瓜、巴拉圭、洪都拉斯等国爆发大规模群众抗议活动，到年中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秘鲁等国爆发大规模的罢工或示威游行，再到年底智利、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哥伦比亚、萨尔瓦多等国爆发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抗议活动，尤其智利10月中旬因地铁涨价30比索（约合人民币0.3元）而引发上百万人的大规模示威抗议活动，并且很快升级为流血的暴力冲突，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实行“宵禁”，甚至被迫放弃主办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造成十分恶劣的国际影响，成为年的“拉美之乱”的高潮。因此，年“拉美之乱”被有的媒体形容为拉美抗议浪潮“热浪滚滚”。
二是规模大。以前拉美国家抗议活动，多以不同的社会群体表达不同的社会诉求，如工人罢工、教师罢教、无地农民运动等，然而年拉美抗议浪潮则出现多个国家多个社会群体一起发声的现象，卷入抗议浪潮的国家数量和人口规模空前。年，共有15个国家发生了大规模的群众抗议活动，占拉美国家数目（33国）的近1/2，占拉美人口的85%以上。尤其海地、洪都拉斯、阿根廷、秘鲁、厄瓜多尔、智利、玻利维亚和哥伦比亚8国在10月同时发生大规模抗议活动，同频共振轰动一时，让世人震惊。
三是范围广。以前拉美抗议活动，大多呈现分散化、局部性特征，而年拉美抗议浪潮则呈现普遍性和广泛性。全年抗议活动从南到北，从喧闹的城市到偏远的乡村，波及拉美“四大板块”——南美洲、中美洲、加勒比地区及北美洲的墨西哥，可谓实现全覆盖。同时，发生抗议活动的不仅包括巴西、墨西哥、阿根廷、智利这样的大国、富国，也包括洪都拉斯、巴拉圭和海地这样的小国、穷国；既包括巴西、智利、哥伦比亚这样的右翼国家，也包括墨西哥、委内瑞拉、玻利维亚这样的左翼国家。抗议活动范围之广、类型之多，为拉美历史少见。
四是“无形组织者”发挥重要作用。以前拉美抗议活动，基本上是通过政党、工会或社团进行“面对面”的组织动员，但年抗议浪潮则主要是由社交媒体进行联络、组织和动员。抗议者通过脸书（Facebook）、照片墙（Instagram）、瓦次普（WhatsApp）、推特（Twitter）等社交媒体进行沟通、联系、交流。尤其那些有思想、敢作为的18~35岁青年成为此轮抗议浪潮的主力军。“低头族”主导和“群龙无首”成为此轮抗议浪潮最鲜明的特征。有的拉美媒体评论说，“与20世纪下半叶不同，拉美民众运用了现代科技成果进行组织和动员抗议活动。在智利，学生们通过使用社交网络来动员和组织示威抗议活动”。由于科技手段和网络媒介在此轮拉美抗议浪潮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年“拉美之乱”又被称作“高科技抗议”。
五是后果较为严重。年，拉美几乎所有的抗议活动基本上都是以和平的游行示威开始，到最后都以暴力冲突被平息而结束。此次抗议浪潮中蓄意纵火行为非常突出，烧汽车、烧地铁、烧银行、烧公共设施，几乎所有的抗议活动都出现过类似的暴力行为。不少国家的抗议活动甚至升级为流血暴力冲突，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年拉美8国抗议活动造成了大约人死亡、1.5万人受伤。海地抗议活动第一天就导致4人死亡。智利抗议活动至少导致19人死亡，近人受伤，人被捕。同时，抗议浪潮导致一些拉美国家生产活动一度停顿，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使正在艰难复苏的拉美经济雪上加霜。年拉美经济平均增长0.1%，几乎停滞不前。此外，有的国家抗议活动还导致严重的政局动荡和国际形象受损。玻利维亚因总统选举存疑而发生严重的社会骚乱，导致执政长达14年的莫拉莱斯总统被迫辞职，流亡国外。智利发生了近40年最严重的抗议活动，皮涅拉政府被迫取消主办两场重要国际会议，使智利“拉美样板”形象严重受损。尽管拉美国家抗议活动基本上已经平息下来，但引发问题的根源依然存在，不排除未来还有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的可能。
从全球范围看，年“拉美之乱”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抗议活动相互呼应，构成年全球乱象的一部分。年，从非洲的苏丹、南非、埃及、阿尔及利亚，到亚洲的伊朗、黎巴嫩、伊拉克、韩国、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再到欧洲的西班牙、德国、瑞士、罗马尼亚、塞尔维亚、马耳他、俄罗斯、法国、英国，以及美国等，全球大约40个国家和地区爆发了各种各样的抗议活动。尽管这些抗议事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相互传导、相互仿效、相互影响。例如，智利和厄瓜多尔抗议者纵火和砸烧地铁行为明显受到法国“黄背心”运动的影响。年全球范围的抗议浪潮，范围之广、规模之大、影响之深，为50年来罕见，使年成为继年之后又一个全球大抗议年。
二
年拉美为何爆发如此大规模的抗议浪潮？个中原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认为是“政府紧缩政策惹的祸”，有的认为“经济持续衰退是肇事者”，有的认为与拉美“腐败成风”有关，还有的认为是拉美“公民意识”觉醒的表现，标志“拉美之春”正在到来。但仔细分析后就会发现，“拉美之乱”原因十分复杂，既有直接因素，也有深层原因；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既有国内因素，也有外部因素；且不同的国家，原因也不尽相同。总体看，主要原因如下。
首先，民生及腐败问题成为导火索。从智利地铁涨价、厄瓜多尔取消燃油补贴，到尼加拉瓜、哥伦比亚、萨尔瓦多减少养老金，再到洪都拉斯医疗和教育改革，以及阿根廷拟削减财政预算，均是民生问题直接引发大规模抗议活动，尤其是智利地铁票价微涨导致了数十年以来最严重的街头暴力，将全年拉美地区抗议浪潮推向最高点。而危地马拉、海地、玻利维亚、秘鲁、哥伦比亚等国抗议活动则是因政党或政治人物腐败丑闻而引发。因政府应对不当，一些国家的民生和腐败问题成为引发抗议的重要诱因。
其次，经济持续衰退是直接原因。受国内国际因素的影响，拉美近6年经济持续衰退。年拉美GDP仅增长0.1%，比年1.2%、年1.0%还低，为近3年增长最缓慢年份，且年增长也不容乐观。因此，~年将成为“最近40年拉美经济增速最低的一个时期”。年拉美经济增速既没有达到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3.9%），也没有达到世界平均水平（3%）；既不如发达国家平均水平（1.7%），更远低于亚洲国家增速（5.9%），连续6年为全球经济增速最缓慢的地区。年拉美33国中竟有23国增速不如年，14国增长率在1%或以下。其中委内瑞拉、尼加拉瓜、阿根廷和海地4国增速最慢，分别为-25.5%、-5.3%、-3.0%和-0.7%。同时，拉美人均GDP在~年之间下降4.0%，失业率从年的8.0%升至年的8.2%，失业人口达到万，创历史新高。由于经济不景气，政府财政收入减少，不少国家不得不削减公共服务补贴和福利待遇，导致民众生活水平下降，老百姓对政府紧缩政策十分不满。尤其是面临重新“返贫”风险的新兴中产阶级和面临升学、就业和生活三重压力的广大青年对现状最为不满，成为抗议活动的发起者和主力军。有的拉美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造成拉美之乱的根本原因在于，随着原材料繁荣的结束，到年，拉美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增速开始放缓或停滞不前”。
再次，社会不公的痼疾是根本原因。从殖民时代到今天，拉美经济和政治基本遵循“富人经济”“精英政治”的轨迹，即10%最富裕的人占据71%的社会财富，少数精英分子统治着绝大多数人群。自19世纪30年代大多数国家赢得独立后，经过近两百年的发展，拉美整体发展水平有所提高，但普通百姓除了获得政治上的普选投票权外，并没有真正享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社会福利。在21世纪的最初10年，随着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黄金十年”到来，上台执政的拉美左翼政府普遍采取了一些社会补贴政策和减贫举措，如巴西采取“零饥饿计划”、“家庭补助金计划”等，大幅地减少了贫困人口，在实现经济强劲增长同时，社会不公现象有所减少。但从年起，随着经济持续衰退，政府财政收入减少，社会补贴和公共服务不得不相应减少，导致普通百姓生活水平下降，贫富差距重新拉大，社会不公现象重新加剧，拉美仍然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地区。据统计，“在世界经济最不平等的10个国家名单中，拉美地区占据8席。”其中，智利作为拉美经济自由度最高、人均收入最高、贫困率最低和人均社会支出最高的国家，按常理不应该发生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智利教育、医疗和交通业私有化程度非常高，而私人资本则以牟取垄断暴利为目的，根本不可能提供免费的医疗、教育和交通，结果导致1%的富人占据26.5%的社会财富，大学生毕业后面临20年偿还教育贷款的巨大压力，普通百姓根本看不起重病。一位参加抗议的智利大学生坦言：“蛋糕做得足够大了，足够每个人来分，但当权者却不希望与中下阶层分享蛋糕。”贫富悬殊、社会不公是智利乃至所有拉美国家的一个根深蒂固的问题，这个问题在经济上升时期往往表现不太明显，但在经济急剧下滑之时则尤为突出和敏感。年“拉美之乱”表明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了经济不安全感，而经济不安全感导致广大民众走上街头，发出“怒吼之声”。
其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足是重要原因。拉美绝大多数国家在独立后普遍仿照西方民主政体，制定基本宪法，实行“三权分立”，推行普选制。尤其20世纪80年代，随着“军人还政于民”，拉美国家普遍建立了通过民选上台的文人政府，拉美大陆亦成为“民主大陆”。但年的“拉美之乱”，充分暴露出拉美国家普遍存在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欠缺或不成熟。
从法律体系看，拉美国家宪法体系相当完整，法律制度非常齐备，但不少流于纸面和形式。例如，对于广大民众深恶痛绝的腐败问题，绝大多数国家制定了非常严格的法律法规，但“许多反腐行为准则或国家政策最终变成空话或装饰品”。
从政治制度看，拉美国家普遍实行“三权分立”，原本旨在实现权力分散、权力制衡，但实际上，立法、行政、司法三个机构之间往往互相不服，长期争斗，“府院之争”成为拉美政坛的常见现象。此轮抗议浪潮中，委内瑞拉“府院之争”导致出现“两个总统”和“两个议长”；秘鲁“府院之争”导致一度出现“无总统”的“无政府”局面。因此，拉美民众对现有的政治制度十分不满。从政党政治看，拉美各国普遍实行两党或多党制，但几乎所有政党都出于一党之私，无视国家利益，一味争权夺利，政党纷争不断，无法实现政党协调配合推动国家重大改革，执政党大多缺乏预防和化解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的能力。
从政府政策看，由于拉美国家普遍实行总统制，为竞选连任，政府出台的政策往往出于短期考虑，只注重任内政绩，难以从长远和全局谋划，不愿也难以推动重大深远的结构性改革，导致贫富悬殊、阶层固化、向上流动通道狭窄等传统痼疾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从政治领袖人物看，无论是制定国家发展战略还是推动重大社会改革议程，都需要有远见卓识、有魄力、有担当的领袖人物来谋划、领导和推动，需要领袖人物率领精干高效的团队来协调各方力量执行，确保广大民众对国家发展议程的理解与配合。然而，年的“拉美之乱”表明，拉美国家主要政治领袖大多数缺乏敢于担当的勇气和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更不用说化解危机和防控危机的能力。正如世界经济论坛报告所言：“拉美乱象表现出拉美大多数国家的体制薄弱和法治脆弱，而这些缺陷正是影响拉美获得成功的障碍。”
最后，外部因素推波助澜。年“拉美之乱”表明，经济衰退、政治腐败和社会不公是造成拉美抗议浪潮的内在原因，而外部因素尤其美国因素，是导致拉美国家乱上添乱的重要因素。特朗普总统上台以来，高举“美国优先”旗帜，致力于“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目标，大幅调整了对拉美的政策。一是对拉美国家采取分而治之，拉“右”打“左”。一方面美国对拉美右翼竭力拉拢，构建“唯美国马首是瞻”的盟友体系。例如，以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予以“非北约盟国待遇”利诱巴西，施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向阿根廷右翼的马克里政府提供巨额贷款，向右翼执政的哥伦比亚继续提供大量军事援助等，将拉美右翼政府和力量拉拢在其麾下。另一方面，对拉美左翼强力打压，对委内瑞拉、古巴、尼加拉瓜实行经济封锁、军事威胁和外交孤立。在美国怂恿和支持下，这些国家的反对派不断举行反政府的抗议活动。二是利用委内瑞拉问题，逼迫拉美国家“选边站”。在美国的威逼利诱下，拉美地区出现两大阵营：反马杜罗政权的利马集团和反对干涉委内政并提出蒙得维的亚机制的国家。正是由于美国利用委内瑞拉问题不断分化拉美，导致拉美国家出现自冷战结束以来的最大分裂。三是对待拉美国家抗议活动采取双重标准。美国对巴西、哥伦比亚、智利、厄瓜多尔等右翼执政国家的抗议活动不予置评，但对委内瑞拉、古巴、尼加拉瓜三国反对派举行的抗议活动予以支持，猛烈谴责和批评左翼政府处置抗议活动的方式。在玻利维亚大选问题上，美国早就不满左翼的莫拉莱斯政权，公开指责其选举存在舞弊现象，并施压玻维利亚军队出面干预，逼迫莫拉莱斯总统辞职。正是美国的这种分化政策和双重标准，使得一些拉美国家的动荡局势雪上加霜、乱中更乱。
三
随着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第四次科技革命推动网络时代、大数据时代、社交媒体时代的到来，南北力量对比和东西权力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南升北降、东升西降”成为当今国际格局最鲜明的特征。与此同时，全球化进程遭遇前所未有的逆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抬头，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交织，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互生，以规则为基础的既有的国际体系面临坍塌的风险；全球不平等加剧，财富分配严重失衡，技术革命带来产能过剩，人口流动加剧国家认同危机，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大国博弈进入未知的历史新阶段，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拉美既是大变局中的一个变量（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作为新兴国家，正在助推国际格局发生变化），又是大变局的一部分。年的“拉美之乱”虽有多方面原因，但折射出的是拉美国家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对自身发展道路的迷茫与困惑。
首先，国家定位：“向南还是向北”。拉美绝大多数国家地处南半球，属于南方国家，历史上曾为欧洲列强的殖民地，19世纪30年代虽然赢得了民族独立，但一直扮演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原料供给地”和国际权力体系的“外围”，像二战后独立的大多数亚洲和非洲国家一样，属于发展中国家。20世纪30年代起，拉美国家纷纷开启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和威胁多元化的加快发展，21世纪初拉美国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分化。一方面，少数国家因发展较快，正在跻身发达国家行列。随着墨西哥、智利两国成为OECD成员，越来越多的拉美国家希望加入其中。巴西准备在美国支持下加入OECD，并承诺放弃WTO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哥伦比亚一直积极申请加入OECD。另一方面，大多数国家发展缓慢，起伏不定，一直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许多拉美国家产生了“向南或向北”的国家定位的困惑。
其次，意识形态：“向左还是向右”。20世纪拉美历史表明，左右翼政党或政治派别轮流执政，是拉美民主政治进程中一种常见现象，也是应对危机的一种比较有效的方式。当出现经济危机之时，拉美人往往喜欢选择主张自由经济的右翼政党或政治派别出来收拾残局，化解危机；当社会不公现象过于严重之时，拉美人往往倾向选择强调社会正义的左翼政党或政治派上台执政，化解风险。因此，拉美政坛长期存在左右轮流执政的“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的“钟摆效应”。这种“钟摆效应”到21世纪头20年尤为明显。第一个10年，左翼力量先后在拉美15~16个国家上台执政，这一时期拉美被称为“粉红色的大陆”。第二个10年，右翼力量相继在智利（年和年）、阿根廷（年）、巴西（年）、秘鲁（年）上台以及在墨西哥和哥伦比亚长期执政，拉美一度出现“右进左退”“右强左弱”的态势。但是近期拉美政坛出现了新的变化。随着墨西哥左翼代表人物洛佩斯·奥夫拉多尔年12月1日上台执政、阿根廷左翼总统阿尔韦托·费尔南德斯年12月10日上台，加上左翼执政的委内瑞拉、古巴和尼加拉瓜，“拉美政治似乎又重新向左转”。不过，年，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执政的国家，均发生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说明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政府均出现了国家治理危机。巴西里约热内卢州立大学政治学家毛里西奥·桑托罗指出，“那种认为拉美实行左右执政就足以解决问题的想法在今天已经不起作用了”。还有的媒体断言，年的“拉美之乱”表明向左或向右对拉美地区而言已经毫无意义。
其三，发展理念：“开放还是闭关”。自由贸易、对外开放，一直是绝大多数拉美国家崇尚的发展理念。从独立后奉行的初级产品出口导向战略，到20世纪90年代奉行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战略，可以窥见一斑。拉美作为全球最开放的发展中地区，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发展机遇，实现了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程度的提升。年拉美人均GDP达到美元，其中智利美元、阿根廷美元、墨西哥美元、巴西美元、秘鲁美元、哥伦比亚美元、厄瓜多尔美元。显然，拉美大多数国家已步入“中高收入发展阶段”。然而，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不稳定的和不均衡的，易受外部因素的冲击。20世纪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年巴西金融危机、年阿根廷金融危机，均在一定程度上与国际市场的流动性有关，对拉美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冲击。近年来，随着英国脱欧、特朗普强调“美国优先”，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民族主义情绪上升，逆全球化、反建制派成为新潮。受国际大环境变化的影响，一些拉美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和激进民族主义纷纷抬头。巴西总统博索纳罗明确提出“巴西利益至上”，被喻作“热带特朗普”。墨西哥总统奥夫拉多尔注重国内发展，上任一年多从未踏出国门。一时间，“国家利益至上”“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成为拉美政坛的时髦词汇。面对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拉美国家面临继续对外开放还是限制开放规模的选择难题。
其四，社会发展：能否跳出“中等收入陷阱”。众所周知，拉美国家是“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年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提出的一个新概念，指一个国家利用某种优势（自然资源、能源或人口等），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收入阶段（人均GDP美元～美元左右），但随后长期处于停滞不前的状况，一直难以晋升为高收入经济体。事实上，拉美国家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年，拉美地区GDP达到亿美元，人均GDP为美元（当时拉美人口3.亿）。换言之，拉美人均GDP在第三世界率先跨越美元的门槛，成为最先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发展中地区。然而，20世纪80年代，拉美深受严重债务危机的影响，出现“失去的十年”。90年代，绝大多数国家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经济获得不同程度的增长。尤其从年起，拉美国家普遍利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黄金十年”，加快发展经济步伐，到年拉美人均GDP达到美元，突破1万美元，进入中高收入阶段。然而，从年起，受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影响，拉美经济开始步入持续5年的衰退期，人均GDP又跌落到1万美元以下。这意味着拉美国家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努力，仍然未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是所有拉美国家政府面临的一个棘手难题。
其五，代际鸿沟：“老年与青年隔阂增大”。年拉美人口达到6.48亿，占世界人口的8.4%，其中82.2%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区，人口平均年龄仅为29.5岁，是继非洲之后第二个人口最年轻的大陆。由于大多数国家的人口较为年轻，人数众多的年轻一代，尤其是城市年轻人，对参与政治、发展机遇的需求不断上升，与思想保守、因循守旧的父母一辈渐渐格格不入。随着教育费用增加、生活成本上升、上升通道不畅，拉美年轻人对仍然牢牢掌握国家政治和经济大权的父辈们越来越不满。年“拉美之乱”表明，有思想、有想法、敢作为的年轻一代，与因循守旧的父辈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代沟”，他们利用自己擅长的现代科技手段和社交媒体进行串联和交流，不再与父辈们进行“面对面的对话”，而是直接走上街头表达自己的诉求，甚至诉诸激进、暴力方式来宣泄不满。因此，政治的老龄化和人口的年轻化之间的冲突，成为拉美国家21世纪面临的一个新难题。
其六，社会治理：新科技革命与社会治理相冲突。近些年来，新科技革命日新月异，智能手机、社交媒体、5G网络、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量子信息等新科技成果不断推陈出新。新科技革命激发了多元主体的活力，不仅成为一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和国家综合实力强弱的决定因素，而且正在再次颠覆各种传统制度，甚至重塑国际政治秩序与经济秩序。但网络技术的发展将社会不同的个体整合成统一的力量，虚拟社会产生的负面效应增加了社会治理的难度，这种现实对拉美国家政府处理复杂社会现象和问题的能力提出了挑战。拉美政府在应对新技术变革带来的挑战方面往往表现出束手无策、不知所措，应对进退失据。如何提高治理能力和水平，以应对新科技革命带来的社会变革，成为21世纪拉美国家政府面临的大问题。
为了应对百年未有之变局，化解发展迷茫，拉美国家开始深刻反思，着手进行结构性改革，试图探索一条适合拉美地情和国情的发展道路。智利、秘鲁、玻利维亚等国进行“宪法改革”，试图重新确定国家发展方向；巴西、阿根廷、哥伦比亚等国推动进一步贸易自由化、国企私有化、经济多样化改革，努力重塑国民经济体系；墨西哥、厄瓜多尔、巴拿马等国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推动科技创新，努力挖掘经济增长动力。应该说，这种改革的气氛一度助推了世人对拉美经济复苏的期望。IMF在年10月发表的报告中曾预计，年拉美GDP增长1.8%，其中巴西、墨西哥、智利、哥伦比亚、秘鲁分别增长2.0%、1.3%、3.0%、3.6%和3.6%。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一场突如其来的、席卷全球的新冠（COVID-19）疫情打乱了拉美国家的发展步伐。自2月26日巴西确诊拉美第一例新冠肺炎病例以来，新冠疫情很快蔓延到整个拉美地区。虽然拉美是新冠肺炎在全球范围攻陷的最后一块大陆，但拉美疫情却颇有“后来者居上”之势。目前，拉美33个国家已经全部沦陷，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疫情。目前，拉美地区确诊新冠肺炎多万例，死亡7万多例。其中，巴西确诊新冠肺炎77多万例，死亡4万例，是拉美疫情最严重的国家。新冠疫情不仅直接威胁拉美各国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而且直接冲击拉美国家较为薄弱的卫生医疗体系。一旦疫情失控，拉美可能成为发展中地区甚至全球疫情的新“震中”。同时，拉美作为全球初级产品主要供给地，新冠疫情正在通过贸易、投资、全球产业链、初级产品价格和旅游业等五个渠道对拉美经济产生严重的冲击，使正在艰难复苏的拉美经济雪上加霜。根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4月21日发表的报告预测，新冠疫情将导致年拉美GDP下降5.3%，相较年大萧条时期的－4.9%和年大萧条时期的－5%，这将是“拉美历史上最大的经济活动萎缩”；还将导致拉美失业率从年8.1%升至年的11.5%，失业人数将达到万；贫困率将从30.3%升至34.7%，贫困人口增加万；赤贫率从11.0%增至13.5%，赤贫人口增加万。显然，新冠疫情对拉美国家的方方面面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尤其考验拉美各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以及应对危机能力。一旦应对不慎，一些拉美国家很可能陷入公共卫生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叠加的悲惨境地，使拉美国家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困顿雪上加霜。拉美国家能否顺利通过这场百年不遇的大考，值得观察。
本文原载于《现代国际关系》年第6期的国际政治与经济栏目。现代院
本文编辑：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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